沁源秧歌，又名“沁源小调”。主要流行于沁源县、太岳山、沁河流域晋中、晋南和晋东南的部分县市也有流传。

沁园秧歌本来是民间小调，民歌体裁。后来逐渐演变为社火秧歌和秧歌小戏。在社火秧歌的形式中又分为（花鼓秧歌）和（散板秧歌）两大类。秧歌小戏是用诸个小调进行连缀，配以情节和文词而成。属于民间花鼓戏种类，形式为曲牌联套体，或者叫联曲体歌舞小戏。

沁源秧歌的演出形式大致可分为花鼓秧歌、散板秧歌、小调单曲和歌舞小戏。表现手段可独唱、对唱、合唱和表演唱。由于具有地域性传播，一般都使用方言、土语演唱。曲式结构有两句式、四句式或六句式的单一乐段式。

沁源秧歌中的各小调式在连缀时，单一曲式结构，个性张扬，表现细腻。多曲连缀时，情绪表现丰富，色彩对比强烈。最擅长于故事情节民风民俗、历史故事、男女爱情和社会时弊等的描述、渲染、褒扬和鞭答。

民间音乐的创作者是非职业化的一般人，这些人在创作一首民歌时的动机比较简单、直白。有情节、过程的描述，也有情感的表达和宣泄。这些作品的产生与作者的生活联系紧密。歌者和接受者没有距离，有时候一有互动，双方可能就溶化为一体了。民歌在人们的生活中已具有一定的功能作用。如：自娱的，娱人的，等等。它的可操作性强，表现起来没有条件限制，旋律通俗易懂。它重要的艺术特性之沁源秧歌原来叫沁源小调，单曲体结构，民间歌舞形式。抗日战争以来才逐渐衍变为小剧种。小调一般为单人传唱，能在“闯红灯”等活动中，加增至二人、三人表演。这时候的秧歌已经表现一些简单的故事。在音乐上也有了一些锣鼓击乐来作衬，锣鼓击乐的出现为表演者提供了舞蹈的可能。小调+锣鼓+舞蹈，三种艺术形式的相融相汇，在形式上是对单纯小调的一种突破和进化。尤其是锣鼓点的日渐丰富，形成了三十余种固定套式。如：“缠腰”、“旋子”等。

1942年出于抗日战争的需要，沁源有了首个唱秧歌的专业剧团“绿茵剧团”。这个剧团以沁源小调为基础音调，借鉴了一些其它剧种的手法，将一人一曲、一戏一曲的简单形式升格，变为多人多曲。有人物，有戏服，有文武场伴奏，有道具和灯光等辅助设施。初步形成了一种较为成熟的曲种形式—秧歌小戏。当一地的小调衍变为一种小戏形式后，文词内容会大量增加，故事情节会更加复杂，人物之间在演绎故事的过程中会有各种形态的唱段出现。要适应这些文体的变化，曲调上量的增加，风格上的多样化是必须的手段。

沁源地处晋中、晋南和晋东南的交界处，受这些地方文化的影响，沁源小调中出现了一部分有异地风格的民歌和小调。八年抗战中，两大根据地的各级主要干部都来自于延安。在这中间，延安有过一个“大秧歌”运动。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像《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来到太行、太岳的干部不仅有军职人员，也有政工人员和文艺工作者。当时的太岳军区就有了自己的演剧队和文工团。绿茵剧团是沁源县抗日民主政府办的地方新文艺团体，在建团之初也一定受到了太岳军区演剧队和文工团的影响。今天，我们听到的沁源秧歌中，就有不少曲调带有陕北民歌的风格和特点。如：《拔葱调》《送行》等。沁源小调有上百种的曲子，表现力已相当强，在形成秧歌小戏的过程中，又大量吸收了祁太秧歌、左权秧歌、河南民歌和陕北民歌的一些优秀音乐元素。在经过几代民间艺人和新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曲种形式。这种形式结构简单，通俗易懂，多变嬗变。曲调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为大众所熟悉。加之小巧、上口等，在一定时期曾广为传唱。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泛的影响力。后来，虽几经坎坷，几起几落，但仍不失为一种优良的文化资源。（赵雪峰编著，《上党戏曲音乐》，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