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花鼓戏，俗称“花鼓子”，也称“翁琴戏”，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湘北地区农村地方小戏。它是在岳阳新墙河沿岸的民间歌舞与人民日常生活相结合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地方小戏，后经过逐步发展而成为以古巴陵郡（今岳阳、临湘一带）的地方方言为舞台语音的戏曲表演形式。

岳阳花鼓戏在表演艺术方面，经历代花鼓戏艺人的不断探索与演进，其表演技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并逐渐形成自身的表演风格。伴随着大本头戏的增加，其行当体系在“三小”戏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有老生、小生、奶生、花旦、正旦、闺门旦、婆旦和小丑八个行当。乐队的伴奏则由三人兼施文武场面。上述八个行当在唱腔的表演上都有各自的风格特点，如老生的表演唱腔，每句基本上都要有三个声调，即本嗓起唱，随即带出假嗓，紧接着带上沙哑的声音，具备了老年人苍劲的声音特点；小生是本嗓起唱后带出侧音唱完一句；旦角过去由男演员扮演，因此他的演唱必须用假嗓子演唱，但在某些传统剧目中，花旦要唱本嗓，如《思夫》《拜年》《订瓦》等；小丑和婆旦唱本音，但两者唱法又有区别，小丑要根据剧中人物的年龄，分老年和成年人两种发声唱法；奶生唱童音。这时的唱腔道白都强调去除地方的方言土话，采用湘北语系。

岳阳花鼓戏与其他戏曲音乐一样，都是建立在日常现实生活的基础上，通过采用提炼日常生活的范式精华，加之夸张、美化的舞台表演手法，使之形成传统的表演程式，使呈现在舞台上的花鼓戏具有细腻、优美的风格特色，使故事的内容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值得称道的是它的“扇子功夫”，生、旦、丑各具特色。旦角的扇子功突出的表演有“三盘”、“四门花”、“八步图”等套数。所谓“三盘”，就是将两把扇子放在人身的上、中、非遗保护与湖南花鼓戏研究下三个部位，用优美轻柔的手法舞动扇子，使人看上去像三种不同的花朵在迎风摆动。然而“四门花”这种表演程式多用于表现有关爱情方面的戏，两把扇子的交替犹如两只空中逐戏的蝴蝶，别有一番趣味。“八步图”的表演是以八种不同样式的扇子舞法，若是边舞边唱，会给人以轻盈端庄风送云间之感；若在轻松的丝弦音乐中曼舞，又给人以二月轻风拂弱袅袅之态。

岳阳花鼓戏风格独特，腔调朴素、优美，有着湘北的民歌风味。其唱腔有：

（一）锣腔

锣腔，也称“打锣腔”。曲牌体结构，过去无伴奏乐句，只用锣鼓伴奏和人声帮腔，新中国成立后增加弦乐伴奏。其板式变化多样，曲调粗犷、热烈，高亢激越，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锣腔包括正调锣腔与锣腔散曲。正调锣腔使用广泛，是锣腔的主体。因其使用广泛，所以在结构上发展也较多样。曲调在表现剧情内容和刻非遗保护与湖南花鼓戏研究画人物上运用灵活。它又分南路锣腔与北路锣腔，各有不同的结构及板式。南路锣腔为五声徵调式，包括起头（双起头或导板）、牛转舵、数板、急板和梢腔（双梢腔与单梢腔）、哀子、快南路等板式。双起头是唱段导引性质的起唱形式。数板是锣腔的主要构成部分，大段的叙事或抒情的唱段多由它来表达。梢腔分单、双两种，是唱段的结束形式。快南路的特点是节奏紧凑，速度快，善于表达一种急促、紧张的情绪。北路锣腔一般为五声商调式，它的起头（导板）和南路锣腔是通用的，其板式包括正板（散句子或夹句子）、数板和快北路。板式不及南路锣腔多，但板式连接很自由。如散句子可以转接各种板式；单、夹句子可以自由连接。数板是北路锣腔的重要构成部分，善于叙事、抒情，属上下句结构。南路锣腔的著名唱腔有剧目《雪梅教子》中的《秦雪梅坐草堂》《打坐机房训娇儿》和剧目《清风亭》中的《嘉庆元年观花灯》等。

北路锣腔没有单独的梢腔段式，唱段常结束于散句子或夹句子，把下句腔放慢速度，借以梢腔。快北路是散句子的快板（急板），单句子结构，运用于转换气氛，一般不用于长段。北路锣腔的著名唱腔主要有剧目《修书下海》中的《正月放羊正月正》《咬破中指修书文》《打坐湖坪把话论》《明英有言听分明》《他是我父王巡海人》等。

（二）琴腔

琴腔，在湖南花鼓戏音乐中称为“川调”。它是增添伴奏乐句（过门）的民歌体结构，由伴奏乐句和唱腔乐句组成。分为“对仗”的二句式段式和起承转合的四句式段式。发展变化的主要手法是增加新的节奏形成板式变化，诸如导板、散板、紧板、正板等。

琴腔有[单句子]和[夹句子]之分。[单句子]，惯称“正调”，是使用最多的一个调子。如[哀调][一字调][阴调][梦调]等都是单句子结构腔调。单句子腔调长于叙事，亦用于抒情。其特征是一句唱词分为上下两腔演唱，上、下两腔句构成一支曲调，旋律可做变化重复、反复演唱。如《三元记》中商林唱腔。（摘自：朱咏北著,非遗保护与湖南花鼓戏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12,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