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州秧歌是一种有唱无白的地方小戏，也称州腔秧歌，由于它起源于原高平县的东南一带，又以高平人唱的地道，所以不少人还叫它高平秧歌。在演出中，除用梆、板击拍外，没有文场伴奏，故又名干板秧歌。泽州秧歌有着极其深厚的群众基础，多少年来伴随着当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抒发人民的感情，反映人民的愿望，是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人民作家赵树理生前就异常喜爱家乡这朵花，因此，1956年他专为泽州秧歌写了大型现代戏《开渠》。1966年夏，赵树理面临“文革”，他还在晋城南村欣赏玩味着泽州秧歌《上坟路遇》。直到他受迫害奄奄一息时，还念念不忘这枝与人民同罹苦难同遭摧残的久经风霜之花。泽州秧歌，根据《高平县志》记载，它萌生、脱胎最晚也在清嘉庆、道光年间，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咸丰年间，就出现了《打货郎》《馋老婆害孩》等节目。大约到了同治年间，这种演唱形式便由原来的“顺口溜”、“地摊演唱”推上了舞台，形成了一种戏曲小剧种。

泽州秧歌，在形成的过程中，不仅保留、发展了高平那种古老的说唱快板，俗称“打叉”的韵调、节奏，而且还吸收了当地的民间说唱音乐，与此同时再受到地方戏曲的影响，便逐步旋律化了，表演化妆等方面，也均戏剧化了，但仍然可以看出它和“打叉”的血缘关系。

二十世纪初，是泽州秧歌的繁荣时代。高平的班社犹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晋城东北的高都、鲁村一带，几乎村村都有演唱秧歌的民间艺人；陵川的秧歌班更多，遍及全县。后来，由于军阀混战，泽州秧歌历经凄风苦雨，濒于灭绝。但在抗日战争年代，它却一直为人民所利用。从1944年至1945年，高平、士敏（原沁水县东部，当时新设县）、陵川和阳城西南部，就有不少村庄演唱泽州秧歌，进行抗日宣传。解放后，高平、晋城等县，又相继成立了许多业余秧歌班，除演传统戏外，还演出了《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等现代戏。1955年春，高平县风和村业余秧歌队参加了山西省民间歌舞调演大会，所演节目，颇受赞扬。1966年初，准备成立泽州秧歌专业剧团，因“文革”夭折。粉碎“四人帮”后，它又重获新生。

泽州秧歌，它虽是小剧种，但流布比较广，不仅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南五县业余班社多，而且北面的长治县南部、壶关县西南部也有不少业余班社。尽管泽州秧歌没专业剧团，然而有影响的业余班子却不少，如高平的石末，晋城的尹寨，阳城的大树庄，陵川的后山，沁水的贾寨等，颇受群众欢迎。泽州秧歌显著的艺术特色是：开口就唱，不用丝弦管簧伴奏，一唱到底，全剧不加对白。它的歌唱不只用来叙事抒情，人物之间的对话寒暄也均用唱词表现，甚至连人物的抬手动足都伴之以说明性的台词。它是以生动、活泼、风趣、形象、口语歌唱来取胜的。如《王不胜上坟》中王不胜想念妻子时唱道：“妻呀妻，自从死了你，小布衫穿成驴汗替；妻呀妻，自从死了你，帮摞帮来底摞底。”唱词通俗易懂，明白如水，完全代替了对话。泽州秧歌属板腔体。在节奏上有快、慢、导板之分，在板式上有悲板、乐板、怒板等极具情绪化之别。唱腔的音域是2~3，基本的唱腔一般是商调式，也有宫调式。但在送板时就转到徵调式或角调式了，形成了调式的交替。

泽州秧歌的剧目，大都是民间艺人自编自演的。有的取材于他们的生活和斗争，有的是根据传统剧本和古典小说改编，多数是表现家庭纠纷和男女之间的爱情，群众十分欢迎。剧目大约有一百多出。建国以来，山西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经过整理改编的《打油堂断》《下棋》《打酸枣》《渔舟》等剧目。其中《打油堂断》选入《中国地方戏曲集成》（山西卷）。

泽州秧歌因没有专业剧团，表演艺术提高得不快，没有出现过很有名望的演员。但因它的群众性十分广泛，在大量业余演员中，也发现了一些优秀人才。上党梆子著名演员吴婉芝、李冬莲等就是因为她们擅唱秧歌而后唱了上党梆子，高平剧团的邵冬姣（女）、陵川剧团的韩冬秀（女）等也都是借唱秧歌起家。（程伏舜，葛来保编著《梨园寻芳·戏曲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