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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的导师薛惠锋先生

发布日期:2025-10-20         点击:

安康岚皋酒店浴室里那一跤摔得很重,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一度怀疑自己骨折了,看了x光片与核磁影像,医生说回家躺着吧!

忍着疼从医院回到家里,扶着桌子刚刚吃完药,就接到了师弟苏锦旗的电话。他低沉的声音说,“你知道吗?薛老师走了!”从语调中我隐隐感觉不对,但一时又没有反应过来,着急地问他,“谁?走哪儿了?”

薛老师去世了!这个消息使我一时无措,内心固执地认为这不。真的,赶快拿起手机上网查询,平静如昔。我竟然有了一丝安心,肯定弄错了!直到王平老师给我打来电话,泣不成声,寇晓东老师打来电话,刘泽双老师打来电话,朱欣娟老师打来电话,然后微信群里悲声一片。我躺在床上不能动,盯着天花板发呆,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往事如昨......

最早见到薛老师是在1998年底。那个时候我在西北国际电信公司,公司雄心万丈,提出建设覆盖城市的无线网络,为此摩托罗拉公司的总裁高尔文坐着专机亲自来访。薛老师作为西安市计划委员会规划科技处处长,随副市长和发改委主任一同听取项目汇报,我作为公司的副总经理负责介绍项目的技术方案。就那一次引起了薛老师的关注,从此开启了师生际遇,那年他34岁,风华正茂。

因为项目原因,和薛老师接触多了,在他的办公室除了业务之外,我们也谈专业、谈学术、谈人生。当时自己年轻气盛,在那个互联网疯狂造神的年代,表现得不羁与狂傲,坐井谈天。薛老师也不在意,每次谈话谦和而又很有耐心,讨论问题从宏观入手,而又能一针见血,在我心目中完全是一个学者的形象。

公司策划的这种宏大项目毫无例外的没了下文,但我与薛老师的情谊却日益深厚,偶尔也帮他做点文章文档整理的小事,逢年过节会有走动。记得有一年中秋节,我和爱人一起去看望薛老师,那时他住在西安理工大学,房子狭小,水泥地,白灰墙,一间屋子作为客厅,师母张罗完水果茶水就出去了,薛老师坐在沙发上和我们说话,薛昱很小,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安安静静地看书,很有礼貌。一如既往,薛老师仍然关心我们的工作和学习情况,那天肯定在鼓励我,记得回家的路上我很兴奋。这个时期,类似的来往很多,虽然我们还不是师生,但已胜似师生。

薛老师认为,人要有见识,学习能给予更大的视野,更好的平台,给我提出了攻读博士学位的建议。但这对我来说,当时不是个好时机——对自己在公司的发展毫无信心,家所在的高科花园又遭遇了天然气爆炸,居无定所,身无分文,且上有老下有小,十分迷茫。薛老师知道我所面临的困境,几次打电话鼓励我,询问我需要帮助吗?我非常感动,似乎在西安有了一个依靠。

千禧之年的困顿中,接到了华为公司邀请我加入即将成立的西安研究所的电话,面谈确定之后,奔赴深圳开始了一年的业务培训,期间时不时也会和薛老师通个电话,或回西安时去看看他。2001年初的一天,薛老师出差深圳,当天忙完已经很晚了,不熟悉罗湖,我阴差阳错找到了一个酒吧和薛老师谈话,深刻的印象就是吵、非常吵,我们得凑到一起大声说话,薛老师毫不在意。就在那天,我做出了再次走进校园的重要的人生规划。

接下来的一切都在为此做准备,薛老师让我联系张文宇师姐、朱欣娟师姐、荣群山师兄以及王平老师帮助我,一年间返回西安的间隙会向他们请教,还在研究所做了一场关于软件工程的报告。总体上感觉有薛老师的指导,一切都顺风顺水,自己也信心十足。其时在华为工作,我一直穿梭在南亚和独联体国家,直到收到薛老师托我爱人越洋传来的开始报名的电话,我没有犹豫,随即向华为公司发出了辞职的电子邮件并且直接回国。报名、考试,2002年秋季正式入学了!方向是系统工程。离开华为公司,离开熟悉的业务、离开共同战斗的同事是满怀不舍的,华为西安研究所周代其所长也是个学者,他语重心长,说公司是鼓励继续学习的,给我保留岗位,希望三、四年后还能再回来,我满怀感激之情。

孤身一人,在西安的日子是惶恐的,前途是迷茫的,未来是模糊的,薛老师的教诲,薛老师的器重,亦师亦友,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漂泊于外的日子结束了,心静下来了,坐在西北工业大学资源环境与信息化工程研究所,开启了人生新的征程。

入学不久,薛老师的工作岗位也发生了变化,他升任市委办公厅副秘书长,工作也越发忙了。在研究所学习的研究生很多,每逢开会都要坐满一屋子,年龄跨度从20多岁到40多岁,研究内容也各有侧重。即便如此,薛老师的要求仍然比较高,他让学生自己进行日常管理,我也被任命为副所长之一。

按照薛老师的要求,每周一次研究所的例会是要认真组织的,或请学者报告,或就某项议题进行专门讨论,或由学生汇报自己的研究进展。例会的组织非常认真,要有会议的议程,要有主持人,还要有互动。这是进行思想交流最为重要的环节,在这个会议上,我开始了解粗糙集、本体、优化、机器学习等一系列概念和理论。更重要的是,薛老师关注的问题,无不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热点问题,在研究生的研究选题中,水资源、能源承载力、城市发展、教育等等都是选题的应用场景,学术交流极为活跃,也很有价值,例会很少有人请假,会议室“人满为患”。

这一阶段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现在却不知从何说起。每一天、每一周都是紧张而忙碌,但在日复一日的研究生生活中,又感觉有所不同。薛老师一直强调理论联系实践,每有机会便带我们开展各类考察、调研与社会实践活动。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在利用系统工程研究社会问题上,我们研究所是扎根实践、效果明显的。2006年薛老师发表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上的那篇论文“论新形势下研究生的‘六级培养模式’”,是对研究所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具体总结,其中所提到的“增长见识”,我印象很深,因为实验室的研究生在视野上的确很有优势,这也是研究所的气质所在。对这篇文章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10年后我将这篇文章又翻了出来,发给我的研究生学习。

在薛老师的支持下,我开辟了复杂性理论与复杂系统这一研究方向,这为研究所的系统工程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薛老师对此也非常重视,特意安排郭鹏、张凡、李敏、雒雪芳、张力、许振华、詹海亮、张俊溪等硕士生和我们坐到一起,专注于复杂性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一时之间,人工生命、涌现、非线性、混沌、复杂、耗散、自组织等概念成为研究所谈论的热点,那是一段令人怀念的时光,我们在这里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出版了几本著作,也培养了一批学生。

薛老师不苟言笑,说话和缓而有力,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每一件事都要求做到最好,面对他总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进行学术探讨也得想清楚了再说。即便如此,学习生活中,时不时能够感受到老师温情的一面。2004年,他在中央办公厅挂职,我投稿一个学术会议的论文被录用了,薛老师派我和郭鹏去秦皇岛参加会议。这是第一次正式参加学术会议,还要做一个小组的报告,我很新奇,也很兴奋,认真听会议,认真准备小组报告,总体结果还比较满意。而这边薛老师却不放心,第二天是个周末,他也来到了秦皇岛,中午请我和郭鹏吃饭,一边吃饭一边详细询问参会情况,时不时评论一番,我们深受感动;会后又在北京和寇晓东、杨养锋、解丹蕊等会合。那个时候薛老师一个人在北京,晚饭后带我们游天安门广场,一边讲一边走一边合影,没有了压力,很放松,有一种“从先生游”的感觉。

博士研究生的经历是复杂而难忘的,压力与快乐并存。如期完成论文发表,如期完成著作编写,如期完成学位论文的撰写,如期完成论文答辩。这一时期,薛老师倾注了很多心血,平时更多的是给予鼓励和帮助。我自己,下一步如何走?不清楚,学术如何发展?仍然不清楚,心中充满惶恐和焦虑。薛老师和我谈了一次,建议我留在西工大,把复杂性做下去。在他的着力推荐下,我完成了由博士到教师的身份转变。

当时算是一个学术老青椒吧!在西工大工作压力很大,适应这样的环境也很不容易,做实验、申请项目、上课成了日常,薛老师从学术方向与发展的角度经常和我交流,我的目标也逐渐明确。当年年底薛老师的工作正式调动到了北京,见面的次数就很少了。而我的研究兴趣也转向了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惭愧的是给我的任务,复杂性与复杂系统最终没有能够在研究所做起来。

2008年,因为工作原因,我离开了研究所、西工大,来到了陕西师范大学,从那个时候起,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电话也越来越少,但一般在春节、中秋两个节日里去家里看望他。有一次,我和爱人带着女儿一起去,楼下的铁门将手擦出血了,我用手按着,师母看见了,赶忙帮我包扎,又张罗了一茶几的水果茶水。我女儿小,满屋子乱跑,跑累了就犯困,薛老师让她在沙发上睡,师母又给盖了一个小毛毯。薛老师仍然在和我们说话,问了我们当前的状况,又提出了很多建议,那天在他家呆了大半个下午,别样的温暖。

知道薛老师也一直在关注着我,每有成绩都会向他汇报。2009年赴美访学前夕,北京出境顺道看望他,他很高兴,当即要求我和北京的师弟师妹们做一个交流,我认真准备,薛老师也亲自参加,之后又带我们去吃韩国烧烤算是送别,说了很多勉励的话。也就那次一年后回国,我带了点礼物去看望他,当时他在全国人大工作,还是很高兴,问了很多问题,中午留我在他们餐厅吃饭,饭后又带我去天台照相,就我们两人,情景难忘!

薛老师任职航天十二院以后,做了很多事,其中研究、整理、宣传钱学森思想和精神是重要的工作之一,常常在电视上、各类媒体上看到薛老师的访谈与文章。“钱学森是科技界的一面旗帜,也是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面旗帜”,在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新发展阶段,以钱学森精神激活创新活力,这一工作意义非常重大。我以薛老师为榜样,也自觉地在实验室组会上向学生们播放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影片,引导学生向他们学习。

最后一次见面是2020年1月8日,我们在十二院的会议室聊了大概1个多小时,主要是他在听我介绍项目的进展,能看出他很高兴的,但照例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还饶有兴趣地说等回西安看看我们的实验室。那一次谈话,我觉察到他脸上透露出的疲惫,认为是工作太忙劳累所致,离开时还提醒他注意休息,他只是淡淡地笑了笑,也没有说话。

7月5日的别离,竟然是这么的突然,令人猝不及防,接一个电话便是两重天地!悲痛中,心头总是出现那个谦和沉稳的师者身影,抹之不去的二十三年师生情谊。

是为永伤!

(20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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