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花鼓戏兴起于旧时邵阳县境。主要流行于现在的邵阳市和邵东、新邵、邵阳、隆回、洞口、新化等县市。

邵阳旧称宝庆，是个文化渊源深厚的地方，特别是巫傩文化发达，对花鼓戏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邵阳花鼓戏最迟形成于清代的道光、咸丰年间，与地花鼓的兴盛有密切关联。明嘉靖《邵阳县志》、清康熙《宝庆府志》、嘉庆《邵阳县志》、同治《新化县志》、《武冈县志》都有上元、元宵灯会歌舞的记载。

邵阳花鼓戏历有东、南、西三路之分。东路源于“车马灯”，以川调、傩腔为主要音乐材料，艺人都是男角，为巫师出身，他们一边行傩，一边唱戏。南路源于“对子花鼓”，音乐以走场牌子、小调为主，艺人女性比较多，常与踩软索的杂技艺人合班演出，或者身兼两种技艺，白天踩软索，夜晚唱花鼓。西路与南路同源，音乐上主要是小调，艺人也多是巫师出身，边行傩，边唱戏，男角为主，间有女旦。西路和南路合流得比较早，所以风格上差异比较大的只是东路和南路。

民间歌舞“打对子”，即“对子地花鼓”，由小丑和小旦演出。小旦舞花扇，小丑走矮步，载歌载舞。“车马灯地花鼓”，即一旦坐车，一丑推车，一丑骑马，同台载歌载舞。其“车”“马”均用竹、绸扎制而成，系在演员身上。“打对子”和“车马灯”均以锣鼓打节奏，胡琴、唢呐伴奏。现在的邵阳花鼓戏中仍有《打对子》一剧，即为地花鼓在剧种中的遗存。

在对子花鼓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有情节有故事的小戏。到清同治年间，随着剧目内容的逐步丰富，剧中人物增多，才有了小生的出现，形成“三小”行当。民国初年，一方面上演剧目不断丰富发展，一方面向大戏剧种学习，增加了须生和花脸，形成了生、旦、净、末、丑五行。

邵阳花鼓戏早期的班社，从事“庆娘娘”之类的傩祭活动，在禾场、室内设坛演出。他们无事务农，有事行傩唱戏，谓之“内台法事内台戏”。后由于演艺市场形成，他们弃傩从艺，开始成为职业班社，行程远涉贵、黔、赣、鄂、滇、蜀境内部分城乡，人称“江湖班”。

邵阳花鼓戏的传统剧目比较多，据1979年统计，邵阳花鼓戏有传统剧目230多个。代表剧目有《打戏子》、《摸泥鳅》、《送表妹》、《兄劝妹》、《洪基逼退》、《娘送女》、《打鸟》、《下南京》、《桃源洞》、《雷打皮冬瓜》等。

邵阳花鼓戏的音乐，孕育于当地的山歌和民间小调。又受到说唱、傩戏、祁剧音乐的影响。共有560多首曲牌，分为川调、走场牌子、锣鼓牌子、小调四类。走场牌子、锣鼓牌子具有轻松活泼、热烈欢快的特色；川调则高亢激越；数板、垛子如说如诉；民间小调和丝弦小调丰富多彩，地方风格很浓。其过场音乐，可分为民间吹打乐和丝竹音乐两类。打击乐受祁剧影响较大，锣鼓点子基本上同于祁剧，但又有变化，演奏风格更加花哨和细腻。

邵阳花鼓戏的表演艺术，具有生活气息浓郁、歌舞性强的特点。唱走场牌子和锣鼓牌子的戏，更是载歌载舞。其表演程式则是从农村的劳动生活里直接吸收和提炼出来的，如打铁、推磨、犁田、踏碓、摘棉花、摸泥鳅等，生活气息浓郁，喜剧色彩突出，载歌载舞，颇具特色。旦角的手巾技法丰富多彩，小生的扇子技法也很有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重视邵阳花鼓戏的艺术发展，先后在邵东、新邵、洞口、绥宁等县建立了多个专业剧团，拥有了王佑生、李鸿钧、陈明生等一些在全省有影响的名老艺人，并培养了一批有一定艺术造诣的中青年演员，挖掘、整理出了《打鸟》、《磨豆腐》、《摸泥鳅》、《金钏会》等有影响的传统剧目，新编了《装灶王》、改编了《对脚迹》等古装戏。1956年和1958年，王佑生随湖南省戏曲艺术团先后在北京怀仁堂和武昌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打鸟》，并得到戏剧大师梅兰芳、田汉、周信芳、欧阳予倩等的赞赏。1975年，邵阳市花鼓戏剧团演出的《装灶王》、《摸泥鳅》、《对脚迹》等剧目，由中央电视台录像；《对脚迹》、《摸泥鳅》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彩色影片。

1980年至今，邵阳花鼓戏涌现出一大批民间艺术演员，为邵阳花鼓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让邵阳花鼓戏得以传承并发展下去。主要以石亮新、曾美华等著名花鼓戏演员为代表，并创作《三代婆媳》、《五子图》、《卷席筒》等经典花鼓戏曲和《张谦参军》、《韩梅梅》、《炉火更旺》、《青春的旋律》、《乐朝天做媒》、《老板何来》、《草根村官》等一批现代戏剧目，参加湖南省历届戏曲会演，均获得奖励和好评。其中大型花鼓戏《儿大女大》演出逾二千场。

2006年，邵阳花鼓戏列入湖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邵阳花鼓戏被确定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本文转引自：孙文辉著,蛮野寻根  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源流,岳麓书社,2015.03,第74-75页.）